四十年，说长也长，说短也短。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成立40周年了。我和纪录片的那点缘分，说起来，也是在这四十年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回头看，中国广电联合会给我的，不只是一个位置，更是一片天地，一群朋友，一份归属感。借这次征文，我想把那些年、那些人、那些事，慢慢说一遍。说的虽是纪录片，照见的却是我们共同走过的四十年。

一、走廊里那个白发老人

故事的开头，在广院（今“中国传媒大学”）1号楼的走廊。那天课间，伊文思（荷兰著名纪录片导演）来了。一位白发老人从走廊那头慢慢走过来，步子很轻，目光很沉。我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心里想：一个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有这样一双眼睛？后来我才知道，那双眼睛背后，是《雨》，是《愚公移山》，是一整个世纪的纪录片史。可当时我什么都不懂，只觉得纪录片这东西，离人很近。更早，是在电视机前看《神州风采》。短短几分钟，山川、国情、一个没去过的地方、一个没见过的人，全装进去了。我那时觉得神奇：几分钟，怎么装得下这么多东西。真正被击中的，是《望长城》。焦建成站在黄河边上，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身后是“天上黄河九十九道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纪录片不是拍风景，是拍人站在风景里的样子。

二、推门进去，撞见一群人

2004年、2005年前后，我推开了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研究委员会的门。屋里坐着一大群人。有业界知名的老师，有各地来的导演，还有几个外国同行。他们聊片子，聊创作，聊一个镜头为什么要这样拍而不是那样拍。我坐在边上听，越听越羡慕。第二年，我被委任为委员会副秘书长。一个刚进门的人，忽然有了位置。因为热心，也因为肯做事，我很快和大家交上了朋友。他们叫我去开会，叫我去采风，叫我去看片子。去得多了，归属感就长出来了，像一棵树慢慢扎下根。那几年，协会把我对纪录片的那点兴趣，从仅仅当职业糊口，烧成了一把火。

2000年前后，华北大饭店。纪录片委员会搞了一次中外纪录片展映。朗兹曼的《浩劫》，11个小时，讲二战。大家吃完饭就坐下看，有很多人一直看到底，像在一场漫长的梦里浮沉。中间有提问环节。一个军队导演，徐海鹰，站起来问：某一场戏里，理发的那个镜头，是怎么拍的？全场哄笑。我也笑了，觉得这问题太幼稚。很多年后我才明白，他问的根本不是技术。他问的是：那个镜头，当事人怎么会同意被拍下来？他问的是镜头背后的权力，是拍摄者和被拍者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墙。他问的是伦理。那一刻的哄笑，和许多年后的醒悟，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纪录片教会我的，从来不只是怎么拍，而是什么时候该停下来问一问：我凭什么拍？

云南有个杨干才，原来是做摄影的，后来拍了一部《阿卡人》。阿卡人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支系，从刀耕火种到进入现代文明，他把整个过程全记录下来了。我记住的不是画面，是他拍完以后的事：整个阿卡寨子的人见了他，都要把头低到膝盖上。那是他们最高的礼遇。纪录片拍到最后，不是片子得了什么奖，是你被拍摄对象真正接纳了。你把镜头对准别人，别人把心交给你。

周兵导演的《故宫》出来，很轰动。后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把播出版当素材全买走，改编成《紫禁城》。我们在三亚开纪录片会，会上就为这个事争起来了。时间、朱贤亮、陈晓卿都在，一个接一个发言，唇枪舌剑。核心论点只有一个：中国文化只能传承，不能戏说。那场争论，像一把火，烧得每个人脸上都发烫。

《望长城》里还有一个细节，我记到今天。摄制组寻找民歌歌手王向荣，镜头里有王向荣的姥姥，一直在组里。片尾处姥姥站在村头，望着摄制组走远，忽然喊了一句：“你们的瓶子没有拿。”就是他们用过的矿泉水瓶子。一个农村老人，把剧组当自己人，连几个空瓶子都替他们惦记着。纪录片拍的是别人，照见的却是人和人之间那点最朴素的情分。《三节草》是梁碧波做的，大量口述。那是我第一次对口述有了真切的感知——一个人坐在那里，慢慢讲自己的一生，镜头不动，时间在走。

说到纪录片的分量，有一件事必须提。彭辉导演拍《平衡》，2000年，可可西里，野牦牛队，扎巴多杰。那时候只觉得拍得苦、拍得真。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胡歌主演的电视剧《生命树》出来，片尾专门致谢彭辉和《平衡》。剧中多杰队长的原型，就是《平衡》里的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从《平衡》到电影《可可西里》，再到电视剧《生命树》，同一段真实历史，能在不同时代、不同艺术形态里反复被呈现，还都立得住。我后来专门写过一篇学术论文谈这个事。纪录片不只是记录，它是文艺创作的母本，是历史的底稿。没有《平衡》当年的真实存档，就没有后来《生命树》的厚重。纪录片在整个文化领域里的作用，不可替代。

三、从看片子的人，到做片子的人

后来我在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纪录片工作委员会升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看导演们怎么问问题，看外国同行怎么评片子。那几年，协会换了几任会长，李丹、张海涛、范卫平。副会长里还有胡占凡、张丕民、田进、雷元亮、童刚。这些人有个共同点：都真心喜欢纪录片。不是挂个名，是真看片子、真聊片子、真支持做事。他们是喜欢，也是真上心。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很多想做的事才做成了。还有两位秘书长，张莉和黄炜。会长们定方向，秘书长管落地。开会、活动、做片子，细细碎碎的事，一样一样地沟通。事听起来小，可每一件都决定着这件事能不能成。他们总是不厌其烦。

2010年5月，广东佛山三水的会上，有个纪录片人叫许继峰，后来成了知名导演。他穿着一件老头白汗衫就上了领奖台。主持人张泉灵问他：电影界的导演都是穿着阿玛尼西服去领奖的，你怎么这么随便穿这个衣服上来了？许继峰回答：我们纪录片人注重内心的追求，我们有责任、有使命、有情怀、有担当，我们是随意，但不是随便。这句话，我记到今天。还有一个人，我得提。在一部为纪念中央电视台建台40周年而制作的历史文献纪录片《春风夏雨四十年》片子里，当时的台长杨伟光，把一项重要片子的任务，交到一个爱在地铁上读书的人手里。那个人叫孙曾田。我认识孙曾田，比这更早。那时我还在广院工作，有一天《新闻联播》播了一条消息：“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本台记者孙曾田在亚广联获得大奖。”他拍的片子叫《最后的山神》，记录大兴安岭鄂伦春族一户人家的生活，用桦树皮做船、雕刻山神，捕捉的是“即将消亡的一种原始文化”。国际评委给的评语是：“自始至终形象地表现了一个游牧民族的内心世界。”这是中央电视台获得的第一个国际奖项。孙曾田后来自己说，拍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叫纪录片，“歪打误撞”就拿了奖，回来才知道，“哦，原来这就叫纪录片”。这件事让我一直记着：纪录片这行，有时候不是规划出来的，是被人看见、被人推一把，然后自己走出来的。

后来在联合会，我不只是看片子、开会了，我充分发挥自己作为导演的能力。2020年，中国广电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联动全国三十多家省级电视台、500多位广电人，做了公益纪录片《今日龙抬头》。接着是《又见炊烟》，然后是建党百年的《青春之我》，再到《加油！新时代》。连续三年，每年至少一部。全是云传输、云剪辑、云制作，首创了云制作、密集联播的广电融合新模式。《加油！新时代》六集，48个人物，全片没有一句解说词，全是主人公自己讲。张富清、黄文秀、张定宇、朱有勇……这些名字，都是各条战线上为新时代奋斗的人。后来参与的还有《京津冀·瓣瓣同心》，拿了中国广播电视大奖和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精选了40年涌现出的优秀纪录片，在民族文化宫办了一场仪式。纪录片委员会和中宣部学习出版社联合主办，那一次，把40年的优秀作品和优秀导演梳理了一遍。大家印象最深的，是那座奖杯——一座微型摄影机，鎏金做的。很多人拿到手里，爱不释手。那几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中国广电联合会是一个能带着大家一起干事的平台。会长们支持我，秘书长们帮着我，会员单位信任我，我们才能把好片子做出来。

有一件小事，我一直记着。陕西有个年轻导演，学画画出身的，夫妻俩都是学美术的。爱人画画挣得多，他挣得少，做纪录片还得花爱人的钱。后来他在协会的“纪录·中国”创优评析中得了个二等奖，回去拿给夫人看。夫人看完，对他有了全新的认识，说：你去拍片子吧，我支持你。后来，这位导演的故事片得了金鸡奖。一个二等奖，坚定了一个人的努力方向。听起来是件小事，可这就是协会的意义——它给一个人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也给一个家庭一个重新认识他的理由。

国际传播这件事，光出去参加节展还不够，得把平台搬到自家门口。法国阳光纪录片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2014年落在成都，叫亚洲阳光纪录片大会，是我们委员会策划组织的，顶着各种压力，最后办成了。雅克·贝汉来了，伊夫·雅诺也来了，他们都是帮我们完成这件事的人。如今两位都已过世。五百多位国外的纪录片决策人、选片人、导演，第一次全方位来到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土壤上，来了一次透彻的交流。

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中国广州纪录片节，纪录片委员会作为行业权威学术指导单位，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一起助力，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广东省人民政府的支持下，把它从一个地方性的节展，做成了全国乃至亚洲、世界的知名纪录片品牌。一个节展的成长，背后是行业力量的汇聚。后来的新鲜提案大会，也是我当时着力倡导的。再早一点，纪录片委员会和中国新闻出版报合作，创办了一个活动：年终岁末——中国十大纪录片，也就是年度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表彰。那是当年纪录片业界创作的风向标，很多纪录片人以获此荣誉为自豪。这个品牌一开始是和中国新闻出版报合作，后来是和《光明日报》合作，现在还在以各种形式存在着。

四、中国广电联合会给了我一片天地

说到底，我最想说的是中国广电联合会和纪录片委员会的关系。联合会给的，是一片天地，一片可以驰骋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为行业添光增彩，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纪录片这行，说到底就是“不如见一面”。见一面，就有了交流；有了交流，就有了沟通；有了沟通，就有了共同向善向上的勇气和力量。这是联合会对人的吸引。它是一个特别温暖的地方，也是一个引人向上的地方。它给大家充电蓄电，给大家增添温暖，让大家抱团取暖、抵御风寒。所以大家觉得，这个团体有吸引力，有魅力。

五、那盏灯，还亮着

40年了。我从一个在广院走廊里看见伊文思就羡慕的年轻人，变成一个在纪录片圈子里做事的人。这中间，中国广电联合会给了我朋友、见识、机会和空间，也给了我一份归属感。回头看，我最想说的是感谢。感谢李丹、张海涛、范卫平几位会长，感谢胡占凡、张丕民、田进、雷元亮、童刚几位副会长，感谢张莉、黄炜两位秘书长，感谢所有一起开过会、采过风、一起熬夜做过片子的纪录片人。你们对纪录片的那份喜欢，促成了我做成很多事，也让我赢得了同行的信任。我一直希望纪录片能有更多的人关注它。我希望我们今天拍下的东西，能留给未来，当作真正的历史来研读——就像我们今天研读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一样。让大家真正知道，中华民族是这么走过来的，中华文明是这么走过来的，它与世界文明相伴，影响着地球，影响着人类。历史会沉淀，但记录不能停。

那盏灯，还亮着。

作者简介：

赵捷，高级记者。中国广电联合会常务理事、第五届学术委员会委员、纪录片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研究所所长。